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的一个自我完满的运行机制，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政府行为的干预就可以相当完满地运行。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交换一方能够在交换中获得过高利润，那么市场中的供给将会自动增大，从而使供给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下降到均衡利润为止。相反，如果交换一方在交换中出现亏损，那么供给将会终止，这样会使供给减少直至相关物品的价格上涨到能够获得均衡利润的水平。

但市场经济也具有一个基本问题：投机。投机是市场经济所经常带有的病态现象，是人们追逐利润太过极端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产生于正常需求增长带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需求平淡，就没有上涨的价格基础使投机得以形成。正常需求增长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狂热。不过，如果需求增长而价格受到控制不能随着上涨，同样会产生投机现象，就象坐车出行的人增多，但车票价格受到控制不能提价时，同样会出现“票贩子”投机车票行为一样。这实际上是价格上涨机制绕过价格控制体制而在另一方面冒出来的体现，因此需求增加大于供给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投机随正常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而产生”同时，投机反过来对正常需求产生干扰作用，使市场变得畸形化，不再正常运转，使得人们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为了观察到市场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机的，聪明的人们也发明了一些观察手段，比如在当今问题最多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们就以楼房的租金价格与出售价格的比较，或者以楼房价格与人均年收入的比较，来说明问题。人们购买楼房并不一定拿来居住使用，许多人拿来投机炒作，谋求待价而沽，但人们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专门的租房转手而谋利的情况。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转手，那房屋原有者为何不直接与最终租用人联系业务而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转手实际上并不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租金／房价）这个比值很低，说明房价之高大大超过了人们对楼房的实际使用所承受的价格，此时人们更愿意租房使用，从而也会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价之所以高过市场对楼房的实际需求使用所具有的价格程度，就是因为存在对楼房商品的投机因素，这个因素在拉高房价。相反，如果这个比值很高，就说明人们现在的房价与租金相比很低，此时人们便愿意买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时也说明，此时市场对楼房商品的投机现象最少。

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有一个区别：正常需求会遵守供求关系，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但投机正好相反，在价格上涨时投机需求量会增大，价格下降时投机需求量反而减少，如果价格下降到最低，则投机现象消除，但此时却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时候。

仔细考虑，投机需求也不违反供求关系，只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的多少，而是“预期价格”的变化程度。所谓预期价格是指人们对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预估，它与实际价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比如当某商品价格正在上涨时，人们对它当前价格的预估往往是最小的，即从当前起，价格仍不断上涨，当前价格与以后价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实际上涨越快，人们对它的预估反而越低，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将资金拥向这种商品，形成商品价格中“追涨”现象。相反，如果商品价格趋向下降，则人们会预估商品当前的价格是最高的，从而在商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出现“杀跌”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中反常的价格“追涨杀跌”现象，也是供求关系的一种曲折体现。这种情况在投机性需求中体现得成为显著。

这样，通过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投机炒作，投机现象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财富都卷进来了；此时，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的过程中产生大转换，产生重新的社会分配。那些商品价格上涨很快的行业，越来越多将社会资源圈卷进来，所占去的社会资源甚至会使其它行业出现紧缩局面。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上涨过快而将过多的社会资源、过多的社会购买力圈卷进来，自然会使其它行业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紧缩局面。在这种社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价格上涨期能够截取一小段上涨价格的人，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富，相反，在价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价格的人，则会损失一笔财富。所领受和遭受的价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损失去的财富也就越大。

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过程中的这种重新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零和游戏”？还是使社会财富总量有所损失？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种价格涨跌的情况下，财富量不能再以当前这种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货币来衡量，而要以实物财富或者以币值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对这些财富的衡量来判断。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机炒作而价格爆涨，则这种物品就会脱离正常需求所应具有的属性，变成了投机获利的纯粹形态，成为人们专门进行投机获利的纯粹手段与工具。比如当我们每天所必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只有1元／斤时，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费着一定量的粮食，但当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元／斤时，我们不敢消费那怕数量很少的粮食，而是小心翼翼将每一粒保护好，以图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机物品已经不再适合于人们的消费，而成为人们炒作谋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价格上涨那么剧烈，从5000元／平方上涨到17000元／平方，则住房已经脱离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没人敢拿如此昂贵的住房来居住（如果居住过就变成了“二手房”，转让价格会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无数次的转手交换。于是，对住房商品就已经没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费可言了。

二

投机是产生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投机旺盛，带动相关投资的旺盛（如房地产业的投机过度带动了水泥、钢材、铝材等行业的投资扩张，这些行业必将因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裂而遭受严重打击），则使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繁荣景象又反过来使投机行为加剧，最终因汲干社会相关资源而必然使社会经济趋向衰落，通货紧缩，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就象当今中国股市，过分的投机汲干了社会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资源，从而使股市陷于难以拯救的衰落之中。这就迫使政府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去控制市场的这种繁荣与衰落交替的局面。这样，原先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中去；本来并不需要政府行为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则显得必须依靠政府行为才能正常运转了。但政府行为到底是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平稳，还是使市场经济更容易陷于波动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显然是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问题。

既然投机是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应牢牢抓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来控制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对“市场经济运行容易产生投机现象”这种固有性质入手，而合乎规律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的体现。具体地说，政府应特别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机现象，不应对之放任自流，否则，市场经济必定产生兴衰波动。只要管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可以长期平稳地运行与发展下去。可能有人说，管住投机只是管住“兴”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实际上，衰是由兴带来的，投机造成过度、畸形的“兴”，最终因耗尽相关社会资源而必然转化为“衰”；因此“衰”并不能脱离“兴”而存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每一次萧条，无不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那么，如何抑制投机行为呢？前面说了，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必然产生（寄生）于正常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价格上涨过程中。因此，在正常需求发生增长特别是较大程度的增长，而致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就要特别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如果市场平淡，那就不用预防投机现象的产生。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就非常注意市场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特别是价格上涨情况，一旦有价格上涨过大的苗头，就会采取行动，以上调利率的手段对需求、对投机资金加以抑制，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当然，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受（各级）政府行为的干预较重，所以利率变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虽然并非没有作用，但其敏感性不算很大。

对于抑制投机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象过去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那样对投机的人进行刑事性惩罚。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如果政府用行政打击的方法来抑制投机，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且绝对不可能根除，就象运输繁忙紧张时期必定有人倒卖车票或车皮一样，打击可得一时但绝对不是根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市场性的，即要增加有效供给来满足需求，以平抑价格，从而抑制投机，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其次是对投机行为设置更高成本。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出台政策，对二年内转手的楼房征收高额税费，也必将对投机房地产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它是否有效还要取决于一个重要问题，即高额税费到底由谁负担？如果由投机者负担则可起到应有作用，相反，如果由消费者负担则不会起到应有作用，同时，楼房价格反而会因此进一步上涨。这说明，解决投机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增大供给以根除短缺，而不是在短缺的时候所采取的各种抑制手段。

针对供求波动而导致的问题，政府可以确立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建立价格容易波动又经常受到市场较大需求的商品的储备机制，在相关商品价格下降到最低时吸纳储备，在其价格上涨时放出以平抑价格，从而起到抑制投机炒作的作用。这个政府作为虽然会占用一部分政府财力，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的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现在某些有实力的国家（如美国）建立起对石油这种关键必需品的储备制度，目的就是在石油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太过时，向市场投放石油产品，从而避免因石油短缺而造成的危机局面。这是因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中国，也建立起了粮食储备制度。中国人口最多，吃饭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很值得建立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机制，以备灾年稳定市场供求之需。实际上，除了政府储备机制外，市场经济之下的各个民间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对各自行业所经营的产品物资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备。比如食糖行业的各个经营者，会储备一定的食糖商品，他们在食糖价格最低时吸入，而在食糖价格最高时投放市场。但是在价格变化剧烈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储备行为也会变成投机性的“囤积居奇”，在价格趋向上涨时他们会大量购买所需要囤积的商品，而这种囤积则反过来使商品价格上涨更快，从而使正常的储备变成投机行为。正常储备与投机行为的基本区别是：前者会在储备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投放市场，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反而不断汲纳进来，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在以各种手段抑制市场中自发形成的投机现象时，也往往对市场运行的其它方面设置限制，从而削弱社会供给能力，使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涨，引来新的投机，最终造成市场经济的涨落波动，形成“繁荣---危机”的经济周期性。比如，众所周知，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种种管制，会削弱市场的供给能力，最终导致不良结果。象今天，中国政府单纯是对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就明显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扬，从而使整个房地产价格上涨。“去年的土地新政规定，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要公开竞价出让，土地出让规范化导致地价大幅度上涨…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从而使房地产市场越加火热，大量资本转向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的调控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土地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而地方政府对受让土地方，设置了非常高的资质门槛，进入这个市场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目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人口不能自行建造房屋，这等于把无数潜在的房地产企业家拒于门外…[这]事实上赋予了有幸进入这个市场的房地产开发商垄断权。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长期大幅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必然意味着该行业是一个受政府保护的垄断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所获得的高利润，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之外，大半是土地制度和管制权力所保障的垄断利润。”这使我们想起了“管制的悖论”：政府严禁生产与流通虽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在客观上，管制却使价格变得高昂，利润极大，而这又极大地刺激了某些人冒死去做生产流通的罪恶勾当，从而使社会的贩毒吸毒现象禁而不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许多时候都存在着这种“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情况。这应该促使政府行为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科学化，而不能靠“想当然”来办事。

所以，政府的许多行为实际上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当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要求政府行为无处不在时，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是政府的行为，成了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初，就曾经对政府过去的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疏理精简，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大规模取消政府规章制度”，杜绝它们对社会经济运行有形无形的制约作用，提高社会生产率，以解决“滞胀”难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政府管制市场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的今天，政府应该注意吸取别人的教训与历史经验，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限制作用，尽量避免形成“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尴尬局面。

三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限制，而是遭遇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也会产生这种情况。17世纪当荷兰人对郁金香形成狂热需求时，需要海外进口的郁金香是自然的供给不足，从而使郁金香价格上涨，上涨的价格引来越来越强烈的投机，最终招致市场过度繁荣而衰落，整个国家陷于长久的经济萧条中。

“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问题提醒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经常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危机。因为，根据上面所阐述的道理，需求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只有在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时候，才产生价格上涨，才会引起投机现象，最终将经济推向泡沫与危机的边缘。如果没有政府或社会的人为限制所造成的资源供给瓶颈，则只有“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源供给瓶颈了。这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触及到了“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的边界，从而引起危机。这样就迫使人们首先要解决资源自然供给不足的问题，使资源供给扩大。扩大了的资源能够维持市场经济更大规模的运行，直至触及到新的“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边界，从而引起另一次经济危机。这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经济不断扩张至其边界，而这个边界也不断得到延伸的反映。于是，只要不是人为预设这个资源供给不足的边界，经济危机并非可怕可恶的事情，而是人类经济螺旋发展形态的体现。当然，经济危机必定带来许多副作用，需要及时预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按以上论述，最大的措施就是设法使资源的供给量尽可能大，如果不能这样，那就要抑制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减缓经济扩张的规模与速度。

这里所谓“资源供给不足”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是生产所需‘原料性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是引起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第二是价格不断上涨的产品使购买消费（它同样包括生产性消费）它的一方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资源’去购买，从而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上涨，转而下跌。显然，对于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当其价格上涨到相当程度后，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市场“托市”在更高价格水平上，只好让价格往下泻，从而使无数投机者在价格下泻过程中遭受程度不同的亏损。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生产原料供给充足，则产品价格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于是在产品销售时就不会耗费太多社会购买力资源；相反，如果生产原料相对于扩张了的生产能力来说供给不足，则必定引起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上涨的价格必定要耗费过多社会购买力资源，从而使第一种资源的供给不足转化为第二种资源的供给不足。

这里所提出的这个以“投机”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周期”新理论，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所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具有相当的吻合性。后者实际上也是从经济增长使资源供给遭遇瓶颈，导致物价上涨，最后这种上涨物价又必然走向下跌，来阐述经济周期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高明则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供给一方，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它认为，由于技术进步，致使投资迅速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但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运行所需资源的供给不足，从而引起这些资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又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上涨。“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不过它似乎把这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看得简单了点，因为：价格上升并不一定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过热的经济也并不一定能够因此“恢复正常状态”。因为正常需求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会引来投机活动，而这种投机行为则是随价格上涨的剧烈程度而加剧的。最后，不断加剧的投机将社会可用资源全部卷进来，当这些资源耗尽后，上涨的价格又掉头向下，下跌的价格使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亏损累累，社会经济遭受巨大伤害。因此，事情并非简单到“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恢复平静”的状态，它是一种萧条的经济危机。不过这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稳定价格”的主张却是精辟之见！因为价格稳定就可以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生态文明法治文明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阶级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

赢家的这个结局。”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9]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0]：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独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

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11]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12]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13]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

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镇压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14]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5]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9][1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十一、三章。

[12][14][15][多国]海因兹·迪德里奇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3－4、第6－7、35、88、100页。

[德]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m]，张洪明、王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一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我国第一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法律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可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其一，提倡和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提倡和弘杨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有的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提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利己主义道德而不应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这种立论，初听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稍作思考，就可发现它是没有什么正经道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手段，而不是经济基础，因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业已形成的、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还因为，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诚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可见，变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既然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提倡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包涵着道德。

有些同志之所以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这同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所要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序地、规范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要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就必须在配置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接受一定的规范约束。这种规范既包含法律规范，当然也包含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开展竞争。

但竞争，一定要正当地进行，即要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我国的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规范市场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规范，任何一个竞争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为了保证竞争的正当进行，每个竞争主体必须做到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一视同仁、童叟无欺、恪守信誉、讲究职业道德，如此等等。这些就是重要的竞争道德规范。可见，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既包括“力争实现或超过个别价值”和相互竞争，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等类内容，同时也包括规范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规章等类要义。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德治经济。如果不讲道德，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因此，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讲道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极其错误的。

其三，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只有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保障下才能产生良性效应。即是说，要使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产生良性效果，避免或遏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绝对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保障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价值观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比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变为义利并重；在公与私的关系上，由抑私崇公变为公、私并重；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由重平等轻效率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效益意识、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敢闯意识等，无疑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凡事过则绝”，真理与谬误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市场经济的－般法则，如果不受先进道德的约束而任其自然地“过度”起作用，或与落后的思想道德相结合，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市场经济的获利性原则，可能生成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腐朽风气，导致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图利害人乃至图财戕命等缺德和犯罪行为；其等价交换的原则，可能导致权钱交易、金钱万能、“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腐败现象，从而丢掉集中体现我党优良作风和民族优秀精神的“全·G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其竞争性原则，可能导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玩弄诡计等丑恶行径，进而形成“人欺人，人压人，人害人”的悲局；其优胜劣汰的原则，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不问他人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等等。对于此类可能产生的负效应，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设法加以避免和抵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客观而严肃地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支和消极方面”，因此。

“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包括道德在内的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一系列规范建设。由此可见，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但又必须做其主人而不做其“奴隶”，不能让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滋生、蔓延。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既要以鲜明的党性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以坚强的党性抵制和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其四，只有提高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的道德素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规才能更好地发挥禁罪止恶的威力。“道德兴而法生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严密的法律规范。但是，法总是要人去遵守去执行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不高。道德观念不强，就会缺乏遵守法规的内在要求，缺乏弃恶从善、抑恶扬善的自觉信念和“慎独”精神，从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去遵守法纪；就会有法不依，甚至知法犯法；就会挖空心思地投机钻营，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制的某些不完备去做损人利己、图利害人等坏事。进而法规就不可能“生威”。市场经济就会变形而不能正常运行。腐败现象就会禁而不止，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净化。

纵观腐败犯罪现象，其主体无一不是从其心中的“道德围墙”被其私欲、金钱欲侵蚀坍塌而开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腐败犯罪行为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其道德的沦丧却是共同的。深究腐败犯罪的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无论何也排除不了其道德良心泯灭这个深层的思想原因。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内律和道德良心，就会“比猛兽还凶恶”，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满足私欲而做坏事”。

诚如有位伟人曾经指出的：如果连人的良心和圣教徒的遗骨也可以买卖（也即道德沦丧）的话，那么人间可还有什么罪恶不可因道德的沦丧而滋生呢？“道德立而好邪止，道德废而好邪生，刑罚不能胜”。一个社会，一个集体，士。果失去，了道德维系，那么恶行甚至铤而走险的罪行，就会防不胜防，打不胜打；风气坏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堪设想，进而也就无稳定可言。因此，道德是法律的“助手”禁恶止罪是离不开道德“辅佐的”，稳定社会是离不开道德维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逐步以道德信誉维系契约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行为为基础的等价交换的经济。既要等价交换，就要求公平，而要公平，就须交易双方订立契约。然而，靠什么力量来确保契约的执行从而保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呢？一般而言，大多数契约的执行是靠交易场内各方的守信或道德自律来促成的。当然，那也是离不开法制作“后盾”的。但是，法律只是强制交易各方履约的“硬性力量”，只是履约竞技场中最后的一道“保险岗”。如果交易场内人人都不讲交易道德，不守信用，不去履约，而都要仅靠法律制裁来促其履约，那么，市场交易怎能顺利运行？法又怎能发挥其禁恶止罪的威慑作用？

其五，道德素质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素质。道德素质是劳动者的素质的有机构成成分。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多种素质的集合，其中有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当然也包括道德素质，等等。此类多种良好素质相结合，才能构成良好的劳动能力。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素质或者说其中任何一种素质不好，都会影响其劳动能力。一个劳动者如果缺少良好的道德素质，就不可能自觉地奋发向上，也不可能有敬业乐业精神和爱岗守纪的组织观念，进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因此，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内在要求，从而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良好的道德素质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应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自发地生出先进的新道德；要使先进的新道德在人们的头脑里生长、发育，就必须搞好灌输教育。

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一.财政的本质

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义有许多，可以译为金融、财务、资金，公共的资金即为财政。只是为了与我国的财政作出区别，才将其译为“公共财政”。所以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财政支出以前以生产型为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财政学也是经历过不同经济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这与那时提倡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设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而导致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应当看到从生产型过渡到现代财政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符合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提高。

西方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项经济行为的效率，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政府，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场经济下规范的财政理论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因为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经济体制又制约着财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制，它必然要经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这一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二.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1．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认识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财政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国家还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说法可能会有改变，其含义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着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财政是其中的一种，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业、货币和债务政策等无法比拟的优势。另外，财政作为一种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所以财政一端与经济联系，一端与政治联系。

2．市场经济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问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只要缺少一个条件，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导致市场运转失灵的基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价格市场不能决定，所以只能由政府来为其定价。此外市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失灵情况。下面首先来看共用品理论。

（1）共用品理论

共用品是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种公共服务，既包括无形资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由于私人部门只追求利益及大化，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较强，所以私人部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赋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价格。使得等价交换的原则最终适用于共用品，将公共服务与个人纳税等价起来。使得有效利用资源这样一个私人经济原则运用于共用品经济中。

（2）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

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一是外部效应。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市场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来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二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不完全竞争是指某些垄断行业的存在阻碍着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给量，从而使的物品的出售价格高于该种物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发生了所谓“垄断”。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效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会造成社会净效益的损失。如果能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强迫垄断者增加产量，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获得失去的那部分损失。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表现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从微观上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运用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评判的。但是，若将该准则推广到宏观，则有些不够用了。宏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的评判，还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标。这就是就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在实现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经济的波动与失衡。为此，唯有政府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

三．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为主，以达到资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解决好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再介入。只有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政府介入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市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便是财政。那么财政的职能也应该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范围内。财政的收支范围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而确定的。因此这里实质上界定财政的职能就是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职能。也可以称其为提供共用品的职能。因为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体现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否则就会发生休谟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所谓“公共的悲剧”。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当发生这些情况时也有必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