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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范文精选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的一个自我完满的运行机制,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政府行为的干预就可以相当完满地运行。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交换一方能够在交换中获得过高利润,那么市场中的供给将会自动增大,从而使供给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下降到均衡利润为止。相反,如果交换一方在交换中出现亏损,那么供给将会终止,这样会使供给减少直至相关物品的价格上涨到能够获得均衡利润的水平。

但市场经济也具有一个基本问题:投机。投机是市场经济所经常带有的病态现象,是人们追逐利润太过极端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产生于正常需求增长带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需求平淡,就没有上涨的价格基础使投机得以形成。正常需求增长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狂热。不过,如果需求增长而价格受到控制不能随着上涨,同样会产生投机现象,就象坐车出行的人增多,但车票价格受到控制不能提价时,同样会出现“票贩子”投机车票行为一样。这实际上是价格上涨机制绕过价格控制体制而在另一方面冒出来的体现,因此需求增加大于供给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投机随正常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而产生”同时,投机反过来对正常需求产生干扰作用,使市场变得畸形化,不再正常运转,使得人们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为了观察到市场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机的,聪明的人们也发明了一些观察手段,比如在当今问题最多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们就以楼房的租金价格与出售价格的比较,或者以楼房价格与人均年收入的比较,来说明问题。人们购买楼房并不一定拿来居住使用,许多人拿来投机炒作,谋求待价而沽,但人们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专门的租房转手而谋利的情况。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转手,那房屋原有者为何不直接与最终租用人联系业务而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转手实际上并不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租金/房价)这个比值很低,说明房价之高大大超过了人们对楼房的实际使用所承受的价格,此时人们更愿意租房使用,从而也会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价之所以高过市场对楼房的实际需求使用所具有的价格程度,就是因为存在对楼房商品的投机因素,这个因素在拉高房价。相反,如果这个比值很高,就说明人们现在的房价与租金相比很低,此时人们便愿意买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时也说明,此时市场对楼房商品的投机现象最少。

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有一个区别:正常需求会遵守供求关系,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但投机正好相反,在价格上涨时投机需求量会增大,价格下降时投机需求量反而减少,如果价格下降到最低,则投机现象消除,但此时却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时候。

仔细考虑,投机需求也不违反供求关系,只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的多少,而是“预期价格”的变化程度。所谓预期价格是指人们对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预估,它与实际价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比如当某商品价格正在上涨时,人们对它当前价格的预估往往是最小的,即从当前起,价格仍不断上涨,当前价格与以后价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实际上涨越快,人们对它的预估反而越低,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将资金拥向这种商品,形成商品价格中“追涨”现象。相反,如果商品价格趋向下降,则人们会预估商品当前的价格是最高的,从而在商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出现“杀跌”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中反常的价格“追涨杀跌”现象,也是供求关系的一种曲折体现。这种情况在投机性需求中体现得成为显著。

这样,通过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投机炒作,投机现象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财富都卷进来了;此时,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的过程中产生大转换,产生重新的社会分配。那些商品价格上涨很快的行业,越来越多将社会资源圈卷进来,所占去的社会资源甚至会使其它行业出现紧缩局面。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上涨过快而将过多的社会资源、过多的社会购买力圈卷进来,自然会使其它行业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紧缩局面。在这种社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价格上涨期能够截取一小段上涨价格的人,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富,相反,在价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价格的人,则会损失一笔财富。所领受和遭受的价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损失去的财富也就越大。

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过程中的这种重新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零和游戏”?还是使社会财富总量有所损失?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种价格涨跌的情况下,财富量不能再以当前这种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货币来衡量,而要以实物财富或者以币值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对这些财富的衡量来判断。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机炒作而价格爆涨,则这种物品就会脱离正常需求所应具有的属性,变成了投机获利的纯粹形态,成为人们专门进行投机获利的纯粹手段与工具。比如当我们每天所必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只有1元/斤时,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费着一定量的粮食,但当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元/斤时,我们不敢消费那怕数量很少的粮食,而是小心翼翼将每一粒保护好,以图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机物品已经不再适合于人们的消费,而成为人们炒作谋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价格上涨那么剧烈,从5000元/平方上涨到17000元/平方,则住房已经脱离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没人敢拿如此昂贵的住房来居住(如果居住过就变成了“二手房”,转让价格会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无数次的转手交换。于是,对住房商品就已经没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费可言了。

投机是产生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投机旺盛,带动相关投资的旺盛(如房地产业的投机过度带动了水泥、钢材、铝材等行业的投资扩张,这些行业必将因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裂而遭受严重打击),则使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繁荣景象又反过来使投机行为加剧,最终因汲干社会相关资源而必然使社会经济趋向衰落,通货紧缩,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就象当今中国股市,过分的投机汲干了社会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资源,从而使股市陷于难以拯救的衰落之中。这就迫使政府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去控制市场的这种繁荣与衰落交替的局面。这样,原先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中去;本来并不需要政府行为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则显得必须依靠政府行为才能正常运转了。但政府行为到底是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平稳,还是使市场经济更容易陷于波动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显然是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问题。

既然投机是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应牢牢抓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来控制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对“市场经济运行容易产生投机现象”这种固有性质入手,而合乎规律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的体现。具体地说,政府应特别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机现象,不应对之放任自流,否则,市场经济必定产生兴衰波动。只要管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可以长期平稳地运行与发展下去。可能有人说,管住投机只是管住“兴”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实际上,衰是由兴带来的,投机造成过度、畸形的“兴”,最终因耗尽相关社会资源而必然转化为“衰”;因此“衰”并不能脱离“兴”而存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每一次萧条,无不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那么,如何抑制投机行为呢?前面说了,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必然产生(寄生)于正常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价格上涨过程中。因此,在正常需求发生增长特别是较大程度的增长,而致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就要特别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如果市场平淡,那就不用预防投机现象的产生。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就非常注意市场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特别是价格上涨情况,一旦有价格上涨过大的苗头,就会采取行动,以上调利率的手段对需求、对投机资金加以抑制,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当然,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受(各级)政府行为的干预较重,所以利率变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虽然并非没有作用,但其敏感性不算很大。

对于抑制投机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象过去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那样对投机的人进行刑事性惩罚。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如果政府用行政打击的方法来抑制投机,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且绝对不可能根除,就象运输繁忙紧张时期必定有人倒卖车票或车皮一样,打击可得一时但绝对不是根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市场性的,即要增加有效供给来满足需求,以平抑价格,从而抑制投机,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其次是对投机行为设置更高成本。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出台政策,对二年内转手的楼房征收高额税费,也必将对投机房地产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它是否有效还要取决于一个重要问题,即高额税费到底由谁负担?如果由投机者负担则可起到应有作用,相反,如果由消费者负担则不会起到应有作用,同时,楼房价格反而会因此进一步上涨。这说明,解决投机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增大供给以根除短缺,而不是在短缺的时候所采取的各种抑制手段。

针对供求波动而导致的问题,政府可以确立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建立价格容易波动又经常受到市场较大需求的商品的储备机制,在相关商品价格下降到最低时吸纳储备,在其价格上涨时放出以平抑价格,从而起到抑制投机炒作的作用。这个政府作为虽然会占用一部分政府财力,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的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现在某些有实力的国家(如美国)建立起对石油这种关键必需品的储备制度,目的就是在石油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太过时,向市场投放石油产品,从而避免因石油短缺而造成的危机局面。这是因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中国,也建立起了粮食储备制度。中国人口最多,吃饭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很值得建立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机制,以备灾年稳定市场供求之需。实际上,除了政府储备机制外,市场经济之下的各个民间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对各自行业所经营的产品物资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备。比如食糖行业的各个经营者,会储备一定的食糖商品,他们在食糖价格最低时吸入,而在食糖价格最高时投放市场。但是在价格变化剧烈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储备行为也会变成投机性的“囤积居奇”,在价格趋向上涨时他们会大量购买所需要囤积的商品,而这种囤积则反过来使商品价格上涨更快,从而使正常的储备变成投机行为。正常储备与投机行为的基本区别是:前者会在储备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投放市场,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反而不断汲纳进来,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在以各种手段抑制市场中自发形成的投机现象时,也往往对市场运行的其它方面设置限制,从而削弱社会供给能力,使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涨,引来新的投机,最终造成市场经济的涨落波动,形成“繁荣---危机”的经济周期性。比如,众所周知,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种种管制,会削弱市场的供给能力,最终导致不良结果。象今天,中国政府单纯是对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就明显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扬,从而使整个房地产价格上涨。“去年的土地新政规定,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要公开竞价出让,土地出让规范化导致地价大幅度上涨…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从而使房地产市场越加火热,大量资本转向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的调控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土地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而地方政府对受让土地方,设置了非常高的资质门槛,进入这个市场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目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人口不能自行建造房屋,这等于把无数潜在的房地产企业家拒于门外…[这]事实上赋予了有幸进入这个市场的房地产开发商垄断权。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长期大幅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必然意味着该行业是一个受政府保护的垄断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所获得的高利润,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之外,大半是土地制度和管制权力所保障的垄断利润。”这使我们想起了“管制的悖论”:政府严禁生产与流通虽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在客观上,管制却使价格变得高昂,利润极大,而这又极大地刺激了某些人冒死去做生产流通的罪恶勾当,从而使社会的贩毒吸毒现象禁而不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许多时候都存在着这种“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情况。这应该促使政府行为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科学化,而不能靠“想当然”来办事。

所以,政府的许多行为实际上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当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要求政府行为无处不在时,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是政府的行为,成了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初,就曾经对政府过去的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疏理精简,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大规模取消政府规章制度”,杜绝它们对社会经济运行有形无形的制约作用,提高社会生产率,以解决“滞胀”难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政府管制市场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的今天,政府应该注意吸取别人的教训与历史经验,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限制作用,尽量避免形成“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尴尬局面。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限制,而是遭遇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也会产生这种情况。17世纪当荷兰人对郁金香形成狂热需求时,需要海外进口的郁金香是自然的供给不足,从而使郁金香价格上涨,上涨的价格引来越来越强烈的投机,最终招致市场过度繁荣而衰落,整个国家陷于长久的经济萧条中。

“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问题提醒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经常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危机。因为,根据上面所阐述的道理,需求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只有在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时候,才产生价格上涨,才会引起投机现象,最终将经济推向泡沫与危机的边缘。如果没有政府或社会的人为限制所造成的资源供给瓶颈,则只有“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源供给瓶颈了。这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触及到了“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的边界,从而引起危机。这样就迫使人们首先要解决资源自然供给不足的问题,使资源供给扩大。扩大了的资源能够维持市场经济更大规模的运行,直至触及到新的“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边界,从而引起另一次经济危机。这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经济不断扩张至其边界,而这个边界也不断得到延伸的反映。于是,只要不是人为预设这个资源供给不足的边界,经济危机并非可怕可恶的事情,而是人类经济螺旋发展形态的体现。当然,经济危机必定带来许多副作用,需要及时预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按以上论述,最大的措施就是设法使资源的供给量尽可能大,如果不能这样,那就要抑制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减缓经济扩张的规模与速度。

这里所谓“资源供给不足”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是生产所需‘原料性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是引起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第二是价格不断上涨的产品使购买消费(它同样包括生产性消费)它的一方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资源’去购买,从而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上涨,转而下跌。显然,对于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当其价格上涨到相当程度后,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市场“托市”在更高价格水平上,只好让价格往下泻,从而使无数投机者在价格下泻过程中遭受程度不同的亏损。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生产原料供给充足,则产品价格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于是在产品销售时就不会耗费太多社会购买力资源;相反,如果生产原料相对于扩张了的生产能力来说供给不足,则必定引起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上涨的价格必定要耗费过多社会购买力资源,从而使第一种资源的供给不足转化为第二种资源的供给不足。

这里所提出的这个以“投机”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周期”新理论,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所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具有相当的吻合性。后者实际上也是从经济增长使资源供给遭遇瓶颈,导致物价上涨,最后这种上涨物价又必然走向下跌,来阐述经济周期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高明则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供给一方,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它认为,由于技术进步,致使投资迅速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但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运行所需资源的供给不足,从而引起这些资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又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上涨。“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不过它似乎把这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看得简单了点,因为:价格上升并不一定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过热的经济也并不一定能够因此“恢复正常状态”。因为正常需求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会引来投机活动,而这种投机行为则是随价格上涨的剧烈程度而加剧的。最后,不断加剧的投机将社会可用资源全部卷进来,当这些资源耗尽后,上涨的价格又掉头向下,下跌的价格使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亏损累累,社会经济遭受巨大伤害。因此,事情并非简单到“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恢复平静”的状态,它是一种萧条的经济危机。不过这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稳定价格”的主张却是精辟之见!因为价格稳定就可以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生态文明法治文明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阶级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

赢家的这个结局。”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9]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0]: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独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

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11]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12]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13]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

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镇压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14]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5]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9][1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十一、三章。

[12][14][15][多国]海因兹·迪德里奇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3-4、第6-7、35、88、100页。

[德]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m],张洪明、王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一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我国第一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法律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可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其一,提倡和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提倡和弘杨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有的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提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利己主义道德而不应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这种立论,初听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稍作思考,就可发现它是没有什么正经道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手段,而不是经济基础,因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业已形成的、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还因为,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诚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可见,变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既然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提倡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包涵着道德。

有些同志之所以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这同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所要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序地、规范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要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就必须在配置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接受一定的规范约束。这种规范既包含法律规范,当然也包含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开展竞争。

但竞争,一定要正当地进行,即要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我国的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规范市场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规范,任何一个竞争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为了保证竞争的正当进行,每个竞争主体必须做到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一视同仁、童叟无欺、恪守信誉、讲究职业道德,如此等等。这些就是重要的竞争道德规范。可见,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既包括“力争实现或超过个别价值”和相互竞争,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等类内容,同时也包括规范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规章等类要义。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德治经济。如果不讲道德,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因此,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讲道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极其错误的。

其三,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只有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保障下才能产生良性效应。即是说,要使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产生良性效果,避免或遏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绝对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保障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价值观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比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变为义利并重;在公与私的关系上,由抑私崇公变为公、私并重;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由重平等轻效率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效益意识、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敢闯意识等,无疑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凡事过则绝”,真理与谬误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市场经济的-般法则,如果不受先进道德的约束而任其自然地“过度”起作用,或与落后的思想道德相结合,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市场经济的获利性原则,可能生成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腐朽风气,导致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图利害人乃至图财戕命等缺德和犯罪行为;其等价交换的原则,可能导致权钱交易、金钱万能、“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腐败现象,从而丢掉集中体现我党优良作风和民族优秀精神的“全·G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其竞争性原则,可能导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玩弄诡计等丑恶行径,进而形成“人欺人,人压人,人害人”的悲局;其优胜劣汰的原则,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不问他人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等等。对于此类可能产生的负效应,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设法加以避免和抵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客观而严肃地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支和消极方面”,因此。

“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包括道德在内的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一系列规范建设。由此可见,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但又必须做其主人而不做其“奴隶”,不能让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滋生、蔓延。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既要以鲜明的党性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以坚强的党性抵制和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其四,只有提高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的道德素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规才能更好地发挥禁罪止恶的威力。“道德兴而法生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严密的法律规范。但是,法总是要人去遵守去执行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不高。道德观念不强,就会缺乏遵守法规的内在要求,缺乏弃恶从善、抑恶扬善的自觉信念和“慎独”精神,从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去遵守法纪;就会有法不依,甚至知法犯法;就会挖空心思地投机钻营,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制的某些不完备去做损人利己、图利害人等坏事。进而法规就不可能“生威”。市场经济就会变形而不能正常运行。腐败现象就会禁而不止,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净化。

纵观腐败犯罪现象,其主体无一不是从其心中的“道德围墙”被其私欲、金钱欲侵蚀坍塌而开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腐败犯罪行为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其道德的沦丧却是共同的。深究腐败犯罪的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无论何也排除不了其道德良心泯灭这个深层的思想原因。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内律和道德良心,就会“比猛兽还凶恶”,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满足私欲而做坏事”。

诚如有位伟人曾经指出的:如果连人的良心和圣教徒的遗骨也可以买卖(也即道德沦丧)的话,那么人间可还有什么罪恶不可因道德的沦丧而滋生呢?“道德立而好邪止,道德废而好邪生,刑罚不能胜”。一个社会,一个集体,士。果失去,了道德维系,那么恶行甚至铤而走险的罪行,就会防不胜防,打不胜打;风气坏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堪设想,进而也就无稳定可言。因此,道德是法律的“助手”禁恶止罪是离不开道德“辅佐的”,稳定社会是离不开道德维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逐步以道德信誉维系契约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行为为基础的等价交换的经济。既要等价交换,就要求公平,而要公平,就须交易双方订立契约。然而,靠什么力量来确保契约的执行从而保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呢?一般而言,大多数契约的执行是靠交易场内各方的守信或道德自律来促成的。当然,那也是离不开法制作“后盾”的。但是,法律只是强制交易各方履约的“硬性力量”,只是履约竞技场中最后的一道“保险岗”。如果交易场内人人都不讲交易道德,不守信用,不去履约,而都要仅靠法律制裁来促其履约,那么,市场交易怎能顺利运行?法又怎能发挥其禁恶止罪的威慑作用?

其五,道德素质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素质。道德素质是劳动者的素质的有机构成成分。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多种素质的集合,其中有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当然也包括道德素质,等等。此类多种良好素质相结合,才能构成良好的劳动能力。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素质或者说其中任何一种素质不好,都会影响其劳动能力。一个劳动者如果缺少良好的道德素质,就不可能自觉地奋发向上,也不可能有敬业乐业精神和爱岗守纪的组织观念,进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因此,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内在要求,从而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良好的道德素质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应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自发地生出先进的新道德;要使先进的新道德在人们的头脑里生长、发育,就必须搞好灌输教育。

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宣告了传统的产品经济思想观念的破产。而今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理论上又一重大突破,它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经济理论的两次重大突破中,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一次又提出了市场经济,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

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商品经济是指产品的生产不是为生产者自身消费,而是用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经济活动。产品是否采取商品的形式,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效率。生产者从社会分工中懂得,专门生产某类商品并拿到市场上换取所需的其它商品,要比什么都由生产者自己生产来解决自身需要更为有利。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间题》中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所谓市场经济,简单地说,就是社会资源按市场方式配置的经济。是否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同样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效率。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最能体现效率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配置方式。它依靠市场这部极为灵巧的机器,通过由无数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按交易活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发展需要,它的低效率使不少国家的经济走进了死胡同。

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按照价值规律来运行的,但价值规律对两者作用的范围有所不同。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者在生产商品时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上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因此,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的作用,主要涉及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竞争的结果使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进一步分析,市场价格等于价值,只有在商品供求一致时才出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商品供应不是供过于求,就是供不应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卖方之间的竞争,必然使价格下降,导致抑制供应刺激需求,‘其结果会由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转化。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买方之间的竞争,必然使价格上升,导致刺激供应抑制需求,其结果又会由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由于受供求、竞争、价格变动的影响,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摆动,从而调节某类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价值规律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不仅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而且涉及生产不同产品各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使市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在市场上,有些商品供不应求,有些商品供过于求,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属于供不应求的商品,买方之间的竞争,必然刺激价格上升,使生产、经营者大获其利;属于供过于求的商品,卖方之间的竞争,会逐步降低价格,出现少利、无利甚至亏本。竞争的结果,长线而少利或无利的行业,会把其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转移到短线而利大的行业,这样可能会出现短线行业变长线,长线行业变短线,甚至还会出现新的短缺行业,由此又会引起社会资源的重新转移。同时,竟争导致利润逐渐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逐渐转化为生产价格。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的转化形态一一生产价格上下摆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商品供求、竞争、价格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社会资源配置优化。

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迟于商品经济的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198页中指出:“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适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互相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象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众所周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早就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工时就产生。但是,无论是原始社会后期,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都由于受到种种限制而未能进行。一是自然垄断。如农业与畜牧业分工本身,是受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制约的;二是行业垄断。手工业行会组织既保护了手工业者的权益,又限制其向不同行业的转移,三是地区垄断。封建割据形成的狭隘地区市场,限制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妨碍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四是市场上不等价的交换。那时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等等。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市场经济一直未能形成,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初具萌芽。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由于下述两个条件而日益完善。一是资本有更大的灵活性,容易从一个部门、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地点,二是劳动力有很大的活动性,也能够从一个部门、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地点。从第一个条件来看,它的前提是:一、要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如果还有垄断存在,社会资源在不同部门、地区之间的转移就会受到阻碍,二、·信用制度已发展,资本的转移,往往要依靠信用和银行,三、商品经济在社会生产各部门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大量小农经营的存在,会妨碍资源的转移。从第二个前提来看,要使劳动力能迅速地随资本转移而转移,它的前提是:一、废除一切妨碍人才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的限制,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三、大工的发展,缩小了劳动技术的差川。只有具备上述前提条件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顺利。母庸置疑,市场经济本身也会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盲目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各自采取不同的具体方式,进行宏丸观调控,尽量加以弥补。例如:日本的通产省(MITI)向工商界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制定营销战略,‘并通过日本开发银行(JDB)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更好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借助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达到社资源配置的优化。市场经济能够按照比较成本、比较利益原则来改善资源存量和增量在行业、地区间的配置组合,能够以市场为中心构架起合理的经济流程,使国民收入的流向呈现分配、投资、收入诸环节的良性循环,能够使国家充分运用价格信一号,来调节企业行为,调节供求变化,以实现产业政策;能够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能够顺利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参与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变化中的有利因素,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市场是使财富高效率转移的加速器。如果任其无限制运转,则可能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甚至会出现两极分化。如何避免两极分化?在我国,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主体,就可以防止少数人凭借他占有的巨领生产资料,来占有他人巨额的剩余劳动,从而堵住两极分化的根源。

市场曹梢就是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企业面向市场。企业只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搞好自己的生产经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企业以市场为导向,首先要求企业的行为从不规范向规范化转变。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深化企业改革。企业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可以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并根据市场需求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式和途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部门的附属单位,导致企业行为不规范。深化企业改革,必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并通过界定产权,明确投资主体,按照股份制形式重新组织和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其他中小型企业实行合作制或租赁、出售。

二、完善市场体系。企业必须拥有可以使之游弋其间的市场体系,以便很据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来不断校正企业行为的“航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各项生产要素是否是商品,能否进入市场,思想禁锢。在完善市场体系中,除发展商品市场外,主要应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如金融、劳动、人才、技术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市场,要坚决打破地区与部门的封锁、分割,不仅要健全国内市场,还要与国际市场相对接。

三、理顺价格体系。价格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核心和枢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价格信号扭曲。企业行为的规范化,最终只有依靠市场定价机制的确定才能实现。实行市场定价,关健要取消现存的价格“双轨制”,迫使每一个企业在价格方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自由竞争。

四、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劳动力之所以不易流动,企业之所以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要来录用与辞退职工,都与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关系。如果社会保障体系都由社会统筹解决,企业行为向规范化转变将顺利得多。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否则国家、企业、职工都缺乏承受能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不仅要求企业行为从不规范到规范化转变,而且要求企业自身按市场营销规律采取相应措施。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即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在各企业间合理转移的经济,而这一要求恰恰是企业市场营销的基本出发点。从企业来看,市场经济无非是企业为自身经济利润和经济效益而进行的市场营销活动。

市场经济从观念到环境为企业市场营销提供基础保证。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从七十年代末引进我国,迄今己十多年,总的看来,企业在实际运用上进展不大。日本自五十年代中期引进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到六十年代就大有进展。究其根本原因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土壤上的市场营销理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具备实现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客观条件。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和束缚少的乡镇企业,其市场营销活动大大领先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由传统的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渐次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企业拥有自主制订营销策略的权力和动力,获致推行营销活动的政治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理顺价格、改变社会保障体制,为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提供公平、有序的经济环境。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选择其目标市场及营销策略,可以从市场吸收资金、技术、人才;可以突破地区、部门的封锁与分割,发展销售渠道,可以实行企业定价,以利于市场竞争;等等。由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没有通畅的信息网络系统,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很难成功。这种信息网络不仅要由企业自身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建立完备起来,还要由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来分担一部分职能。

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会通过对市场的开拓经营,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全方位开放,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经营好坏主要看企业的主观努力和决策正确与否。如果把市场经济比喻为“高速公路”,那么有的汽车一往直前,迅速到达目标,有的汽车半路抛锚,有的还车仰人翻,可见企业的营销决策非常重要。美国和日本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家电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除了两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某些差别(美国政府主张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而日本政府对企业加强宏观控制和资金支持)外,重要的问额是日本企业的营销战略、策略,胜过美国一筹。企业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实现既定目标,在动态市场上对营销活动的有效管理时,所发生的企业各营销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功能与过程,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必然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诸如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营销技巧,等等。

当前,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突出的是要转变营销观念。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常出现供不应求,企业听命政府指令,习惯于以产定销那一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各种经济成份参与市活场动,市场上商品供求也有所变化,有的企业仍抱着旧的一套,因此感到形势大好,生意难做。目前开展的巨奖销售活笋动,不少企业仍是.单纯从扩大推销上下功夫,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营销观念。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无论从生产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将带来巨大变化,一方面商品日益丰富多采,另一方面需求日新月异。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唯有以市场为导向,密切注视消费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企业的营销策略。传统观念往往以企而不顾是业现有产品作为经营出发点,或是单纯抓产量、产值,或是单纯抓产品质量否还适销对路,或是单纯抓推销,只要扩大销售、赚钱,不管顾客购后是否满意。现代市场营销观念与传统观念不同,企业应以市场需求为经营出发点,协调企业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拟定最的营销策略,共同一致地为实现企业既定目标而努力,企业的利润只有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前提下取得的才有意义。因此,企业只有转变营销观念,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调整营销战略和策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与市场营销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决定的因果链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要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在接受市场洗礼和市场机制的调节过程中,不断增强活力。而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将会通过对市场的不断开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我国实现现代化。

要加强对外资银行实收资本和营运资本的管理,外资银行的营运资金应按一定金额或一定比例在境内使用,原则上要求实收资本不得调出境外。对于外资银行的非经济手段竞争的开支,可视同利润加收所得税。总之,我们应为外资银行的经营提供良好、公平的法律环境,使他们消除短期行为,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市场调节的效率,政府作用的优劣,都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高效有力的政府管理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

1、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着重总量调节。由于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分散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成为一种常态,必须引入政府调节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另外,对于一些生命周期长,又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生产,由于生命周期较长,一旦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在短期内便难以恢复,整个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因而需要政府采取干预。对于一些带有战略意义,同时又具有较大风险的领域部门的发展,相当大的成本和不确定的前景,也使这一部门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充分发展,引入政府调节也成为必要。

2、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节应是第二次调节。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中第一层次上的调节,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就不必干预,而市场无力涉及,在资源配置上低效率时,则由政府再调节。当然,不是说政府的第二次调节重要性上不如市场调节,它是更高层次的调节,是总体上、全局上的调节。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市场调节以效率优先,而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的第二次调节则更为注重公平环境的营造。

3、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在社会物品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提供物品的增加,就是市场生产物品的减少,政府提供物品的多少是衡量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公共物品是人们生活享受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内容,作为外部性的极端例子,市场往往体现出提供的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国防、司法以及公共设施等纯粹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以增进国民福利。而对于准公共物品,特别是无排他性,但却有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的存在,因竞争性使得在对此类物品消费的增加必然使得其他人的消费减少,影响其效率的实现。此外,由政府提供此类物品,效用最大化驱动下的个人可能对其漠不关心,过度使用,从而引发对公共物品的损害。因而,生产力尚不充分发达期间,政府提供“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定义下的纯粹公共物品为宜。

4、“知识时代”的政府其意义更为重大。世纪之交,以人工智能产品为支撑的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它的出现引发了人类整个社会结构、思维结构、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分工和知识分散在广阔的背景下交互影响,政府作用在一些新的领域必会加强。由于知识本身信息化的要求,其在传播中可能会发生扭曲,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出于个别的目的,在决策中迟缓而保守,在知识分工深化的时代,这将使信息越发的不对称、不完善,信息在播种中失真,利益集团则会因拥有“垄断”优势达到超额利润。这时则需政府加强其追求扩大公共利益的倾向,推动共同利益群体的产生。另外,政府也有必要建立激励体系,最大可能地将信息转化为一种公共物品,以此减少信息不全带来的损失,尽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政府

市场失灵要求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或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职能将日益增强。

1、政府与市场共同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两者已形成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理想的政府与市场应该是都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但社会是复杂的。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没有市场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市场都是无法想像的。离开了市场,现代社会将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离开了政府,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前提也将无法保障。现代市场制度得以确立的产权保护、损害赔偿等规则,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仅仅靠市场交易双方的合意约定和自我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是提供相应制度安排的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当然应该注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应是亲密无间的,而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和市场所涉及的具体社会领域是不完全相同的,它们的原则各异,目标亦不相同。如果二者界限不清,那么不仅无法相得益彰,而且,反而即会破坏政府的原则,又会破坏市场的原则,有损于公平,无益于效率。因而,政府与市场应在各自的运作原则和作用范围内,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在日益加强,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以其信息利用的完全和价格机制的激励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和持续的物质增长,但这种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削减。一定社会中共生的市场与政府,并非是一方越有效便可以简单地替代另一方,相反,越发达的市场机制越要求高效率、高素质的政府调节。因为市场越完善、越有效,其自身历史的现实的所不能采取作用的领域越明确,政府调节的针对性便越强。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总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已经发育起来的市场总有不适应的方面,因而总会要求不断引入并完善政府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提供的东西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一定就小,而关键在于其执行的职能要高效而有力。

结束语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与政府的选择,而常常是两者不同组合的选择。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却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作用的加强成为了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大量基础设施的提供,科技发展的推动,政策计划的制定,还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必须有赖于政府积极有效的调节和干预。

参考文献:

1、刘伟:《经济学导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2、陆丁:《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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